国公这个用火枪的，如今竟也会用弓箭手段了。

　　原先就直来直去，就明说是生产资料和土地地租问题，惹得大家都不愉快，现在竟也会绕圈子了。

　　倒是这些乡绅们也是可怜。

　　如今不只是兴国公让你们死，陛下那也是让你们不得不死，我们更是得让你们不但要死还要死的再无翻身之力。

　　从皇帝到国公再到都督，朝廷几大势力都要你们死，这福分可是不小啊。

　　这件事真正的操控者刘钰，则是一脸的淡然。

　　如今经历了二十年的洗礼，他早不是当初的那个雏儿。

　　康不怠和他说过的“他不是大顺人”这句话，刘钰现在已经很理解了。

　　就如同这一次对付苏北的乡绅，按照他的理解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

　　这些乡绅道德败坏也好、亦或者真的是修桥补路的大善人也好，都该是把这个阶层消灭的。

　　否则，地租在这摆着，商业利息太高，土地收益率太高，内需实在不振，工商业根本发展不起来。

　　消灭地主乡绅，在他看来，与道德一点关系没有。

　　作为大顺布尔乔亚阶层的代言人，他为了大顺的布尔乔亚阶层崛起，和地主士绅就是不共戴天的。

　　苏南的工商业要发展，需要资本。资本全往土地和高利贷、典当行上跑，没有资本发展个屁的工商业？

　　川南盐井业可以大发展，因为那里有着将近150%的收益率。可放眼整个天下，大顺有几个产业能达到这么搞的收益率？他要是有本事搞出一堆36%以上收益率的工商业，也不用废这劲儿了，问题不是没本事搞炼金术嘛。

　　只有用最暴力的手段，让资本流入土地毫无收益，或者收益远低于纺织业、冶铁业、采矿业，工商业才能发展起来。

　　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。

　　但是，这一套理论在大顺是没法用的。

　　所以，他只能选择把这件事定性为道德问题。

　　因为，大顺的统治阶级，皇帝、官僚、士绅，并不是把工业化作为最高目标量来追求的。

　　也并没有一个有着明确纲领、章程、目标的组织，来理性地实现这一切。

　　他在这个时代之中，只能选择时代的同步，隐藏起他的目的和理由，把这件事定性为道德问题。

　　用此时的逻辑、此时的办法、此时的政治正确，来偷偷去做那些此时绝对政治不正确的事。

　　往简单了说，所谓三观，就是“闯王”还是“闯贼”的问题。

　　往稍微复杂点来说，所谓三观，就是如果地主都是好人，温良恭俭、修桥补路，只是收个六七成的地租而已，那么他们应该存在吗？

　　当兵的要军饷，地主要地租，这是生活，不含善恶，就像是不能要求士兵为朝廷为社稷就不要军饷不吃饭去打仗一样。

　　收地租某种程度上和拿军饷、拿工资差不多。那么，拿工资既然涉及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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